每个人一辈子有不可知的生活路线,或东或西,因事、因人而异;又有可知的心理线路,既定的人生观、责任感,虽历经世事,但始终不渝。抗战时期,巴金奔走漂泊在祖国的西南,在这里恋爱、结婚、写作。
59年之后的今天,在巴金百岁华诞之际,本报记者兵分几路,追寻巴金在西南的足迹,和读者一起体味一个伟人的平常人生。
1944年5月8日,巴金和萧珊在贵阳郊外的“花溪小憩”结婚。此后,他在贵阳开始创作小说《憩园》,在贵阳中央医院住院治病的经历和见闻成为他的作品《第四病室》的素材。
巴金常常在花溪公园里散步
花溪小憩
花溪公园,谈了8年恋爱的巴金和萧珊在这里结婚。
1944年5月,巴金和萧珊决定旅行结婚,他们离开住了一年半的桂林。
简单典雅的花溪小憩见证了巴金和萧珊的爱情
5月8日,巴金和萧珊在位于贵阳花溪公园里的“花溪小憩”结婚。他们没有任何仪式,也不曾办什么酒席,只是在离开桂林前委托巴金的兄弟印发一份“旅行结婚”的通知。公园很安静,有些寂寞,没有任何人来打扰。
“花溪小憩”就是现在花溪公园的东舍,是一座花园洋房,两层楼,在青山绿水的印衬下显得简单而又高贵。今天我们透过沉默的表面,仍然能感到它那种老派的稳重与典雅。
当时“花溪小憩”是对外营业的宾馆,房间不多。宾馆里没有餐厅,吃饭包括吃早点都要走上半小时到镇上的饭馆里去吃。
巴金后来回忆并记叙了当时的情景:
我们结婚那天的晚上,在镇上小饭馆里要了一份清炖鸡和两样小菜,我们两个在黯淡的灯光下从容地夹菜、碰杯,吃完晚饭,散着步回到宾馆。宾馆里,我们在一盏清油灯的微光下谈着过去的事情和未来的日子。我们
当时的打算是这样的:萧珊去四川旅行,我回桂林继续写作,并安排我们婚后的生活。我们谈着,谈着,感到宁静的幸福。四周没有一声人语,但是溪水流得很急,整夜都是水声,声音大而单调。那个时候我对生活并没有什么要求。我只是感觉到自己有不少的精力和感情,需要把他们消耗,我准备写几部长篇和中篇小说。
几天后,萧珊去了四川,巴金留在贵阳做手术并开始写《憩园》。《憩园》是以巴金的五叔堕落和旧家庭的败落变故为素材的一部小说,作品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浓浓哀伤。一个月后,巴金带着没写完的小说去四川陪萧珊,临走之前,他又到“花溪小憩”去住了两天。他依旧不停地写,有时也会到溪边寂寞地独自看急湍的流水,到公园里徘徊寻找萧珊和他曾经留下的踪迹。想得多,写得也不少。
巴金在贵阳的信件都由贵阳开明书店办事处转，书店在今天醒狮路和中华南路交汇处。
中央医院
中央医院即南京中央医院,抗战后迁到贵阳。据贵阳地方志专家何静梧先生介绍:1938年,中央医院迁到抗战后方重镇贵阳,
贵阳市二医的所在地是当时的中央医院，巴金在这里住了10多天的院
由于城市小,中央医院刚来时只好将医疗设备存放在借用的老东门王家烈公馆内(今省交通勘察设计院),人员暂时住在东山寺内,不久迁到大南门外陆军医院(1935年迁到贵阳,1936年迁离)旧址,也就是现在的市二医。
萧珊走后,巴金到中央医院去治鼻子。医生说要做手术“矫正鼻中隔”,由于没有床位,巴金等了两天。他白天到大街上散步,更多的时间是去旅馆附近的茶馆,泡一碗茶在躺椅上躺一两个小时,在那里观察人。
两天后,巴金带着随身的一个小箱子坐人力车到了医院,用的是“黎德瑞”这个假名。入院后,他被安排在第三病室,也就是外科病室。在医院住了十几天,动了两次手术,第一次治鼻子,后来又转到外科开“水囊肿”。没有朋友来探病,也没有亲人的照料。他在那间有二十几张床位的三等大病房里,并没有感到什么不便。出院时,对病房里的医生、护士和病友多了一种惜别之情。
出院后,巴金在中国旅行社招待所里住了十多天,从早到晚地继续写作《憩园》。一日三餐都在冠生园解决,早餐通常是猪肝粥,午餐和晚餐吃的是汤面。在饭后散步休息的时候,脑子里常常会浮现出医院的所见所闻。那些笑脸,那些痛苦的面容,那些善良的心催促他准备下一部作品。他对自己说:下一部小说就应该是《第三病室》,用不着加工,就照真实写吧。
1945年5月到7月,巴金在重庆写下小说《第四病室》,其艺术风格在他的小说创作中是很特殊的。他尝试用纪实形式,真实朴素地把生活写出来。用日记体的手法写了医院的一个个生活片断,写了一些医务人员的麻木和冷漠,也写了病人之间、病人和亲属的种种不幸和痛苦,自私和虚伪,为那些卑微的小人物的生存状况所作的不平的呼喊。他说,写这本小说,是在做“发掘人心”的工作。 |
